婚内财产约定常被当事人视为离婚时的“保险箱”，可一旦牵出非婚生子女抚养费，协议效力、共同财产与个人债务、证据合法性便会在同一案件中交织呢。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公开披露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，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观察样本。以下根据该所公开案例整理，当事人信息已作隐名处理。

李某与王某结婚十余年，王某经营一家制造企业。婚姻存续期间，双方签订书面《婚内财产协议》，约定两套房产归李某所有，王某所持公司股权的婚后收益六成归李某，各自债务由各自承担。后来李某发现王某与婚外异性育有一子，并持续通过微信、银行转账支付抚养费。李某提起离婚诉讼，要求按协议取得房产、股权收益，并主张王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王某则抗辩协议系受胁迫签订、显失公平，且非婚生子女抚养费属于法定义务，应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支付。围绕取证，李某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、出生医学证明及王某在庭审中自认亲子关系的陈述；王某则主张李某私自恢复其手机数据、跟踪拍摄酒店视频，取证手段违法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婚内财产协议为双方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，王某未能举证证明胁迫事实，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；公司股权收益虽涉及企业经营，但属于婚姻存续期间所得收益，可按协议分割。对于非婚生子女抚养费，法院明确其系王某作为生父的个人法定义务，不能当然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；但已支付款项实际用于未成年人生活，李某要求全额返还缺乏依据，故在共同财产分割及损害赔偿上对李某予以适当照顾。证据方面，微信记录、转账凭证与王某自认能够相互印证，予以采信；偷拍视频因侵害他人隐私且与财产争议关联不足，未予采纳。最终，法院判令房产归李某所有，王某配合办理过户，股权收益按协议比例给付，并支持李某部分损害赔偿请求。

这份判决的争点，首先落在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。夫妻可以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、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、部分共同所有。约定是否有效，关键不在是否公证，而在意思表示是否真实、是否合法、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。显失公平并非当然无效，胁迫更需证据支撑。协议中“债务各自承担”的约定，在夫妻内部有效，却不能当然对抗善意债权人，这是企业主家庭尤其容易忽视的风险。

非婚生子女抚养费则是另一条法律线索。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，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，不直接抚养的生父或生母应负担抚养费。该义务具有人身属性，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。婚姻存续期间一方以共同财产支付非婚生子女抚养费，配偶能否追回，实务中需区分款项是否实际用于未成年人生活、配偶是否知情同意、支付是否明显超出合理范围。法院在本案中的处理，既没有把抚养费简单转嫁给配偶，也没有机械支持全额返还，而是通过分割照顾和损害赔偿实现利益平衡，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与无过错方保护的兼顾。

证据攻防同样值得律师同行重视。离婚案件中的微信记录、转账流水、亲子关系材料往往具有关键作用，但取证方式必须合法。私自恢复他人手机数据、跟踪偷拍，可能触碰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边界；通过合法途径申请调查令、利用诉讼中的财产申报、申请亲子鉴定或促使对方自认，通常更为稳妥。证据的价值不只在“拿到”，更在“能用”。

对企业法务而言，这起案件提示实控人婚变可能传导至股权收益、公司治理和债务安排；对家事律师而言，婚内协议应尽量清单化，明确财产范围、收益分配、债务承担、生效条件及过户配合义务；对当事人而言，抚养费安排不能损害配偶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，取证也不能以违法为代价。婚内协议不是逃避责任的工具，而是把模糊预期转化为可执行规则。越早用合法、清晰的方式固定权利边界，越能在争议来临时守住体面与秩序。